小陈姐在这家干了两年多，做家务、做晚饭，彼此处得很好 。刚来时，她告诉女雇主，这些活不需要花4个小时 。对方很体恤人，让她睡1小时午觉 。
“她跟我说，实在对不起，现在旅游业没活了，她自己也没工作，打算在家把孩子带到小学毕业 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很理解，人都有无助的时候 。”小陈姐说 。
因为疫情，私立幼儿园暂时不开学 。小陈姐的工作就剩下两个 。药业公司告诉她，隔离期间一样付工资 。
另一个家庭雇了小陈姐10年 。她在这家做午饭，和雇主一家人一起吃 。最开始是一家四口，两个小孩长大后，只剩雇主夫妇二人，其中一个出差的话，另一个就叫小陈姐过来一起吃 。
这家人倒不在意外地人返京需要隔离这件事，他们告诉小陈姐：“你看能不能偷偷跑出来，和人讲讲好话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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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费家村，小陈姐向工作人员出示出入证 。摄影/引粒
隔离了一周后，小陈姐去上了几天班 。这时，费家村出了新规，从进村那天算起，所有租户都要隔离两周 。
刚到手的出入证，就这样被没收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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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发紧张的雇佣关系
2月初，北京鸿雁志工服务中心负责人梅若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叫李萍，是一位育儿嫂，干了十天，下户（月嫂、育儿嫂、住家保姆等家政工通常只服务一家雇主，找到新雇主称为“上户”，离开雇主则称为“下户”）了，中介公司拒绝付她薪水 。按照原来谈好的价钱，她本该拿回3600元 。
最近二十多天，梅若都在天津家中线上工作 。她比以往更忙，收到了很多求助信息 。北京鸿雁志工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服务家政工群体的公益机构，家政工们称它为“鸿雁之家” 。
有人估计，中国共有3500万名家政工，她们是城市化进程中隐秘而又重要的推动者 。
疫情让以往就存在的各种纠纷变得尖锐又暧昧 。年二十八，李萍上户了，雇主是一个刚生了二胎的母亲 。
“她和中介公司谈好，一个月14800元，中介抽4000元 。春节三天的加倍工资，雇主另付 。最后，李萍只收到了加班费 。”梅若说 。
李萍只干了十天，因为她觉得雇主要求过于严格 。有10年月嫂经验的她觉得有些委屈，比如为婴儿做饭时，她会把孩子暂时交给母亲，但对方对此很有意见：“上一次请的月嫂，孩子我碰都不用碰 。”
李萍请辞过两次，雇主都挽留了她，直到第三次，对方终于同意了 。中介公司的态度是：“你毁了我的单子，违约了，十天的钱别想拿了 。”
得知这个情况，梅若给中介公司打了电话 。对方表示：“她在疫情中抛弃了雇主，也不管是否有人接手就直接离开了，这没有职业操守 。”
双方交涉了好几次 。过去，梅若从不主动直接参与谈判，而是试图让家政工“搞清楚状况”，自己学会谈判和维权 。但李萍不太习惯同性格强势的人打交道，中介拉黑了她的微信 。打电话过去，她又被对方臭骂了一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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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陈姐的自行车 。平日里，她每天打四份工 。早六点半，一直到晚八点半 。半年前，村子没收了她的电动车，改骑自行车上下班 。疫情到来，小陈姐工作少了一半 。但实际上，她算数千万小时工里比较幸运的一个了 。摄影/赵景宜
对于李萍的离开，双方各有说法 。
中介公司认为，李萍只是为了赚春节加班费，离开是因为有了新的活 。产生纠纷期间，中介在微信上联系李萍，要求她开视频通话，但李萍都没接，就怀疑她已经上户了 。
